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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戏剧意义上的“世界内心深处的矛盾”，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这两个“亲密敌人”身上，显现了它最本质的影响。叶礼庭曾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最小差异的自恋”理论来解释塞—克民族敌对的心理动机，然而，在度过数个萨格勒布的日夜后，我越来越怀疑这个说法——某些场景里，环境影响可能更致命，作为巴尔干问题核心的塞—克矛盾证明：我们的归宿，也许比我们的来源更重要。
1975-1979

原初意义上的“斯普利特”，就是一座被围于城墙中的城市。城墙中以两条交叉街道为界，有金银铜铁四座城门和街道相连，金门供皇帝出入，银门走大臣，铁门走商人和百姓，铜门是海门，是夹在码头杂货铺之间的一扇完全不起眼的小门，通往大海。
2315-2318

巴特勒先生认为，一个人要想弄懂最初意义的“南斯拉夫理想”，斯普利特是最适合的地方，它以自己的传统为傲，又不会在现代性面前退缩。
2596-2597

斯拉夫气质，犹如东正教气质——一种对外在生活秩序不屑，却无比注重心灵秩序和顿悟的内省式气质。就像那些留着大胡子、外表邋遢但有一双圣火燃烧般眼睛的东正教神父的气质，沉迷思考和争辩，沉迷狂喜的领悟，忽视世俗生活井然有序的规则。在真正的斯拉夫人看来，无序才是生活的真相，给生活建立秩序是毫无意义的。
2681-2684

作为南斯拉夫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镇，杜布罗夫尼克的公民天然地拒斥一切粗鲁的东西。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趣闻：在铁托时代，共产主义到了杜布罗夫尼克，也要经过一番打扮，非要以彬彬有礼的面貌才能示人。人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无法习惯把彼此称呼为“同志”。于是，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互相称对方为“同志先生”和“同志女士”。
2764-2767

在南斯拉夫即将崩溃之时，可能只有波黑是最慌张的家庭成员，无论是血缘，还是归属，他们都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份。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争取的对象，利用的对象，诱惑的对象，也是牺牲的对象。
2895-2897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围城期间曾去往萨拉热窝，在等待外界救援的无望而无尽的时间里，她和剧场的演员们一遍遍排演戏剧《等待戈多》。此后，她写下《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这篇回忆性的随笔。文中，桑塔格痛心于没有人来拯救百姓的苦难，为他们因战争而丧失了日常生活的尊严感到愤怒。她写道： 他们的失望、恐惧和对日常生活的愤慨使他们蒙羞——例如，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确保有水冲他们的厕所，否则他们的浴室就会变成粪池。他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公共场所排队提来的水，大部分都用于冲厕所。他们的羞辱感也许比他们的恐惧更严重。
3074-3080

政治野心家不断试图用血缘和归属的思想来蛊惑人民彼此对立，人民上过当，而且不断地上当，也不断地悔悟。对于一个萨拉热窝人来说，最想不通的问题是——我的父亲是穆斯林，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我的朋友是东正教徒，我还有一个信奉犹太教的老邻居，为什么不可以？我是波斯尼亚人，爱上了一个塞族姑娘，想和她结婚，为什么不可以？我的哥们儿是克罗地亚族的后裔，所以他是穆斯林的敌人？为什么？
3129-3133

人们总是有一种倾向，把塞尔维亚追求自由的历史看成一场在黑暗中发生的悲剧。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真正的悲剧表现为各种价值观的冲突，人常常无法同时选择正确和幸福。而塞尔维亚的历史，如同一个正确的人一直无法获得幸福的悲剧人生。这个人因为迟迟得不到幸福，就开始犯错，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他也开始怀疑自己不配得到幸福。在帝国和列强的夹缝中待的时间太长，他可能忘记了什么是幸福。
4017-4021

我感受到的是，如果不想成为一个感受浮光掠影的旅行者，如果阅读和行走真的必须对自我的生成和裂变发生实质作用的话，我很想成为一个如汉德克先生所言的“本质主义者”。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者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着一个边界上的人，他/她痛人所痛，喜人所喜，能够从内部习得并理解一种在本地生存空间产生的本能反应，并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明白自己随时会离开。
4604-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