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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油画的惟妙惟肖是在期待人间的目光，那目光因科学知识——即人类那点可敬可怜的小聪明——而兑现了视觉的所谓真实性，导向文艺的理性。而在密密实实的镶嵌石缝中，当早古的信众认出耶稣的脸庞与目光，我猜，他们确信那是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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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说起古希腊，其实说的是废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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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我探知俄国春讯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计较的只是细芽初露的那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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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曾有哪种伟力能像社会主义政权那样，成功抹煞记忆，改篡历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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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生，职员，士兵，或身份不明无所事事的人，居然昂着惊人美丽的头，浪费着大有前途的容颜。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个，又一个，三五个，从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来，倏忽闪过，带着一脸剧情，同时生动地带走了罕见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难看或上了年纪的脸也焕发着著名小说著名角色的性格魅力，有声有色地厌烦着、无聊着、满怀心事，恍如经典小说中的庸吏、骗子、神学生、卜卦者、有来历的醉汉……真是神秘而确凿：在俄国人的脸上，我分明读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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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作品比想象的好，或者更差，但只要是原作而挂在母国，艺术总是对的，显出理所当然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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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探取心理、描述对话，绘画掌管脸。苏里柯夫、列宾，还有七成以上的俄国画家秉承谦卑憨厚的文学之爱、文学之心，居然不自量力而力有所逮，兜揽这双重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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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经典的经典，我以为，是如俄国人那般描写监狱和人犯。这描写，在托尔斯泰，在这间僻静书房的书案上，早经大规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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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家如俄国人这般，越老越是苦恼，像是天下生灵的所有苦全都记在他们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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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人，自由地苦恼着，长篇大论：我爱他们，但在他们的故居我只能恭敬巡看，难以感知。阿赫玛托娃家的角角落落，荒芜而矜持，却意外触动我的记忆：所有“文革”期间落难京沪的上代文人好像都在这里住过，度日如年，守着满屋子革命前的家当，终日在书桌、锅灶与眠床间踯蹰，毫无希望地瞧着窗外，因监管而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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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西方人对铁幕后的人与生活怀抱尖锐的好奇：压抑，孤绝，本身便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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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佩服所谓俄罗斯文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世纪饶舌。从别林斯基、赫尔岑到托尔斯泰，他们对世道人心喋喋诅咒，只因性格与脾气，他们呼吸着十九世纪的自由空气，是一群当道歌哭，喜怒有术的人；十二月党人和民意党接二连三的书生谋反，也仍是俄罗斯性格遭遇了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绘画出离政治与文学，与同期俄罗斯绘画的闯入文学与政治，出于同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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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单个的人，轻易飞越列国，然而再难出现托尔斯泰般俯瞰观照的大世界——在托尔斯泰的时代，至少，以他全息的感知与巨大能量，世界是均衡的，可把握的。知识与经验、内心与外界、阅读与闲暇，总之，在人与行动的尺度之间，十九世纪诚然是长篇小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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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名人旧居，总有词不达意之感。作品离开了作者，离开故居，便开始自己的命途，若与尼采面对，还须看他的著作。就在我隔着街边灌木向里眺望的小楼里，晚年尼采恐怕不知道自己身在魏玛，疯后的十年，他已不认得自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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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现代西谚似乎是对十七世纪至今的时代嬗变做了反方向归结：白领渴望成为老板，资本家梦想身为贵族，贵族钦羡艺术家，艺术家呢，以为自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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