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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艺术

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
125-128

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179-179

只有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研究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

190-192

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277-278

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288-289

可以说，比较的视野本质上是一种俯瞰的视野，从“此时此地”抽离，来到多样性的“上空”，从宏观开始领略，然后慢慢聚焦到微观，也就是从森林开始，慢慢聚焦到树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在分析多么具体的问题，在你脑海的深处，始终有一种比例感，有一片隐隐约约的森林，它提醒着你，你所见到的只是现象，而现象未必是真相。可能我思考得越多，就越相信，智慧的本质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316-320

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393-394

是的，阿富汗人民以前真的更惨。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天生更关注现实而不是历史，而且我们习惯于用理想而不是过去来衡量当下。

393-394

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

468-469

“自由霸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

473-475

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486-488

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514-515

法国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是民主政体，后来演变成了恐怖政治，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四面楚歌的国际形势给逼出来的。所以，在一个“王权霸权”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孤岛般的民主政体很难一枝独秀地存活。

518-520

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625-626

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653-653

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657-658

很多全球化的挑战，本质是发展的代价。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

669-670

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781-784

其实，这种“防御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在他者面前的自我回归和想象，过去100多年来，有谁比我们中国人更加熟悉？所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繁荣、带来了发展，但也给所有的民族带来了文明认同的危机，在这一点上，无论中西，人类真的终于是个“命运共同体”了。

797-800

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828-829

历史上，自由式民主并非人类政治制度的常态。如果把5000年文明史看作一天24小时的话，是最后这一个小时才出现了大规模疆域上的代议民主制及其扩散。

854-855

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866-867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

889-892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第三波民主衰退。历史总是“进两步，退一步”，这次也不例外。

934-935

对于我们比较政治学者来说，不但“发生了什么”值得研究，“没有发生什么”也值得研究，甚至有时候，“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发生”的事情更重要。

1012-1013

人类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把自己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困境，当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每每夸大它的重量与高度。

1078-1079

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

1099-1101

严格来说，英美革命本质上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废除贵族和教会特权，大量充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甚至采取发行“指券”、限制商品价格等计划经济措施。

1119-1122

法国革命何以“翻船”？几百年来，学者们已经对此进行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我不可能一一介绍，但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对其失败机制有相当的概括力，那就是“不自由的民主”。

1139-1141

在一个启蒙理念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重民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1155-1157

观察法国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种种特性清晰可见。固然，法国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彻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可以说如影随形。

1157-1159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法国革命中的民主原则更加激进，民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革命的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所确立的民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1178-1181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

1208-1211

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1219-1220

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1230-1233

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1265-1269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1367-1370

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1414-1415

转型的软着陆不可能只靠政治家，它需要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保持宽容和耐心。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对的，它说：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1503-1505

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1552-1554

民主没有那么神奇，甚至，它也不应该那么神奇，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1630-1632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1676-1679

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1794-1796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4]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1903-1906

“暴力垄断”的意思就是，通常情况下，只有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才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而其他组织、机构、个体没有这种权利。

1984-1985

作为一种组织，国家与其他一切组织最根本的区别，是它在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特权。

1989-1989

动物世界的这种“永恒的分散暴力”状态，也提示了我们“国家建构”为什么如此艰难。直观而言，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2020-2023

总结一下，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在各种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的可持续性。

2175-2177

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 states made wars.）

2212-2213

常备军的出场，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化最重要的一步。此前，国王和贵族的力量在很大意义上是对称的，此后，这种对称性就不复存在了。

2267-2268

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观察是：国家建构就像是买房，残酷的暴力冲突则像是付款，你可以选择大额首付，也可以选择大额尾款，或者漫长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却无法逃避付款。

2358-2359

中国的官僚制非常早熟。有人说起始于战国，也有人说起始于春秋，甚至还有人说起始于西周。不管起点在哪儿，官僚制在秦汉以后日益成熟，到了唐朝则登峰造极。

2424-2426

在许多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中，除了王权本身，舞台上活跃的是将军、贵族、商人、教士，反正没有读书人什么事。有些国王也喜欢读书人，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特别喜欢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会把他找过来求教，但也就仅限于谈谈人生和理想，他不会对伏尔泰说，你这么有学问，要不给你个部长当当？

2454-2456

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2457-2460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2462-2463

中国很多朝代都有“抑兼并”的措施，防止土地变得过于集中，防止豪强地主势力出现，这其中有养民惜民的成分，但是防止经济权力挑战政治权力，也是一个重要考虑。

2477-2479

我看学者王毅写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里面提到，为什么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比较发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等等，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2480-2482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2499-2500

科举是一个分水岭，宋代是科举制走向成熟的朝代。宋之前，皇权经常被各种诸侯、门阀、豪强、士族、藩镇侵蚀；宋之后，除了外敌，很少有什么社会势力能挑战皇权，“封建回归的压力”逐渐消退。一定程度上，这就是科举制的力量。

2511-2513

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家产官僚制，意味着这个官僚机构再精细、再高效，它是有姓的——在汉代，它姓刘；在宋朝，它姓赵；在唐朝，它姓李；在清朝，它姓爱新觉罗。当一个官僚集团头上顶着“一家之姓”的时候，它能否真的成为天下之公器？

2526-2529

它体现的，正是美国人的“国家观”。什么国家观？用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反国家主义的国家观”。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当然，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角度是不同的。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

2553-2557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美国人的“反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不仅仅是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相比，而且是和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哪怕站在西方传统中，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对权力的警觉程度也是非常突出的。

2558-2560

美国立国后，立刻确立了“民众持枪权”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放弃暴力的完全垄断权。是为什么？是为了保卫自由。更确切地说，是赋予民众武装权以对抗可能侵犯自由的国家权力。

2566-2567

这种反国家的政治传统从何而来？从美国的立国精神而来。1776年北美为什么会爆发独立战争？因为北美民众痛恨那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试图中央集权的英国政府，所以在立国的过程中，他们处处把独立战争前的英国作为假想敌来对待，无数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另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出现。

2582-2585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就国家建构而言，我们不可碰触的下限，却是他们难以企及的上限。理解“联邦”这个词在美国的语境中意味着“集中”，而且是非常可疑的“集中”，那么你就找到了理解美国政治的入口。

2602-2604

也许不同的学者答案不同，我的答案是：社会运动。正是19世纪末期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撬动美国这样一个“勉强的国家”开始成为“自觉的国家”，以此回应民众要求国家“现身”社会的呼声。“现身”社会干什么？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关系，保护弱势群体。

2716-2719

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2754-2755

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

2804-2805

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这种“顺序论”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2822-2826

1979年苏军入侵，不但动员出了阿富汗人的宗教热情，也动员出了他们的民族热情。原因很简单，以民族为基础进行军事动员，最有效率。

2979-2980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2991-2995

很多国家都经历过极左主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把这两者在短时间内都经历一遍的国家，却似乎只有阿富汗，简直相当于一个人被两辆卡车分别碾压了一遍。更糟的是，这两种力量在阿富汗发生了遭遇战。关于这场遭遇战，有个学者的比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暴——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3004-3007

可以说，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3035-3036

要知道，韩国的民主运动不是1987年才开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后才开始的。可以说，它断断续续进行了30年。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

3104-3107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3111-3113

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

3143-3145

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

3158-3160

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它所缔造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主权在民”。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天命，所以统治者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是自然秩序。在此之后，人们认为公共权力的来源是民众，所以被统治者驾驭统治者，才是自然秩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史上只发生了一场革命，就是这场“主权在民”的观念革命，其他的革命都只是这场革命的支流而已。

3163-3166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3177-3181

世界上可能有“偶然的民主转型”，但是没有“偶然的民主稳固”。

3190-3191

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

3220-3222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

3226-3230

所以，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关于这一点，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3301-3306

我们知道，独裁者常常因为“一己之私”而破坏民主，其实，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一群之私”而摧毁民主。

3324-3325

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

3330-3333

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3338-3340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3430-3431

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3483-3486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3516-3518

总结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历史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民族性”或者“宗教特征”，但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

3679-3683

当代世界各国，无论东西，都出现了保守主义的复兴，就是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表现。

3684-3685

根本而言，价值观冲突不是因为某些文明被历史囚禁或者被宗教绑架，而是因为每种文明消化现代化的冲击都艰难无比。只不过，某些文明更早地被冲击、被改造，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和传统之争一度表现为所谓的“东西之争”“内外之争”。

3830-3833

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

3977-3978

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是一个答案永远在流动的选择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流动的，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也是脆弱的。

3980-3982

的确，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统治越来越威权化，这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但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主要不是他们的威权政治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他们的经济蓝图倒推出了威权政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理念太依赖一套“敌我话语”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也太依赖政府集中资源了，所以必须要依靠强力去“专政”那些反对派势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而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批评者，一定都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利益”，镇压这些强大的、邪恶的势力，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4126-4132

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4169-4169

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4352-4353

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4540-4541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4548-4549

“政治在社会中”。其实，“社会”在这里是一个笼统的表述，分解开来就是“政治在社会结构中”“政治在经济中”“政治在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

4570-4571

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4609-4610

因为如果知识是确切的，专制就是必要的。恰恰是知识的不确定性，让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情境中不断重返基本的道德问题和历史经验，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并以这种思考成就人之为人的尊严。

4626-4628

如果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在建造一座层层累加的高塔，社会科学的知识则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推上去，掉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

4628-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