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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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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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的成年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20世纪的教训（政治灾难）

自由主义及其批判者

后冷战时代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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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熟悉只是知其然，而明白是知其所以然。海洋里的鱼最熟悉自己，但只有海洋学家，才真正明白鱼的生活。

“现代”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告别过去、开创未来是它最鲜明的特点。“现代化”这个术语主要是指现代历史变革的过程，启蒙理性主义是推动变革产生的关键思想因素。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现代性”就是用来指称这些特征的术语。

个人主观价值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韦伯到底洞察到了现代社会的什么奥秘？其实就是三个字：“理性化”。这三个字，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

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

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但韦伯援用休谟的这个洞见，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局限造成的困境。

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

韦伯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区分成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

工具理性，它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的一部分——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工具理性的扩张，使得官僚制这种强大的组织形式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蕴含的深意。

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

人们总说虚无主义来源于现代思想。但在尼采看来，古老而典雅的形而上学才是虚无主义真正的根源。

尼采的三大命题：一是人生虚无；二是理论虚假；三是生命强健。

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

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

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在我看来，萨特最有创见、也是最精彩的观点，就是从“存在就是虚无”出发，最终推出了“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建立在最根本的虚无之上。可以说，把存在的概念削减到最低限度，让我们看到了最坚不可摧的自由。

对于政府或国家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在特定的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

不同版本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许多差异，但都分享了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都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不是天然的，而是派生的“人造之物”。第二，都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相反。

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

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

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波普尔最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它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

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

波普尔在科学方面反对科学至上论，在社会政治方面反对历史决定论和乌托邦社会工程。这两个方面一脉相承，都在反对过去启蒙理性主义中的绝对真理观。所以在我看来，波普尔最突出的成就就在于，他推动了启蒙理性主义的改造升级。

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理性有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

伯林表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

理性主义有一种倾向，就是质疑一切直观的经验现象，试图借助理性在表象之后找到一个本质。

总结一下，伯林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是客观的或真实的，但它们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人类困境。价值一元论试图克服这种困境，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错误。

消极自由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极权主义不只有纳粹这一种形态，它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马尔库塞把它叫作“非恐怖的极权主义”。

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

“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马尔库塞呼吁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去争取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全面自由。

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排斥消灭掉；要么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推理论证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一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可以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罗尔斯和诺齐克形成了对立的两极，罗尔斯在最左端，诺齐克在最右端，构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边界。

自由置于绝对优先地位，会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或者说是一个乌托邦的框架，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小乌托邦群体。佛教徒可以自由结成佛教社群，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组成共产主义社群，唯一的条件是彼此自由自愿的同意。在诺齐克看来，这才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社会，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自由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

总的来说，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么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只要财产的来路清白，无论多寡都是正义的，最后社会形成怎样的财富分布都是正当的。相比之下，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模式正义”理论，就是社会经济的分配必须满足某种结构模式。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要去处理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确立一种恰当的平等观。所以德沃金提出了“平等的尊重和关怀”原则，他相信，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平等观”，能够同时回应现代人对于自由、平等和多元价值的三种诉求。

自由主义往往倾向于“工具性的社群观”，就是认为社群只有工具性的意义。比如，在诺齐克的理论中，国家唯一的功能就是保障个人权利，是个人追求自身福祉的工具。

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可能比诺齐克要温和一些；他主张“情感性的社群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

那么，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么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纽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

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pre-socid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沃尔泽称之为“后社会的自我”（post-social self）观念。这种自我观念反映了自由流动社会的现实，它从根本上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个人不得不随时重新创造自己。

除非我们在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否则我们无法限制那些自由的流动：移居自由、社会阶层流动的自由、婚姻自由以及政治认同的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沃尔泽说“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

这就是现代性的难题：个人自由带来的病症是真实的，但威权式的精英主义的解药可能是毒药。

泰勒提出了一个认知转变：要把本真性和“唯我论”之间的虚假联系一刀劈开。追求自主性，追求独特的自我，并不需要接受“唯我论”，而且恰恰应当拒绝“唯我论”。

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两种现实趋势相对应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论述。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则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两种理论甚至在格式上都很相似。

后冷战的世界会发生什么呢？福山与亨廷顿都同意，冷战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结束了。他们的分歧在于，福山认为世界各国的制度会趋同，变得大同小异。而亨廷顿主张冲突不会结束，只是改换了类型，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如果是一个哲学主张，只要逻辑自洽，你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家之言。但如果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理论，那就要接受事实证据的检测，而且必须是“可证伪的”。

总的来说，亨廷顿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文明差异不可消除，冲突不可根除，只能管控；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

让我们回到亨廷顿，对比总结他和福山的理论之争。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可以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表达：福山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亨廷顿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

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

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