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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能哭。否则，你就会扰乱他离去的步伐，使他不得不挣扎着多活一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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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就像一场超越所有战争的战争。你根本就无处可藏。无论是地下、水下，还是空中，你都无处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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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需要为之哭泣的人，所以我就为所有人哭泣。我为陌生人而哭。我要走进坟墓，我要和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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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其他房子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颜色的字——“亲爱的房子，请原谅我们！”人们和自己的房子道别，就像和人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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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阿富汗战场回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终于活了下来。然而，这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只有等你回到家以后，死亡才会慢慢地降临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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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写苏联英雄主义所创造的那些奇迹。奇迹的确存在——而且它们也全都是真正的奇迹。不过，人们首先看到的往往都是无能和疏忽，在那之后，才会关注到奇迹的存在：堵枪眼，飞身扑向机关枪。但是，那些命令原本永远都不应该发出，这样的需求本就不应该存在。没有人会写这些东西。他们把我们扔到了那里，我们就像是被他们抛向核反应堆的沙子。他们每天都会列出一条新的“行动口号”：“人们勇敢而无私地工作”、“我们都会活下去，并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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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奶奶在《圣经》上读到：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欣欣向荣，世间万物都蓬勃生长，硕果累累，河里到处都是肥美的鱼，树林里各种动物安居乐业，但是人类却不能碰它们，也不能利用它们。更糟糕的是，人类再也繁殖不出像从前那样，外形和自己相似的后代，于是，人类的生存开始受到威胁。当幼小的我听到这则古老的预言时，我以为那不过只是一个很可怕的童话故事。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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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尼德·安得列夫是我很喜欢的一名作家，他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拉撒路的寓言故事。拉撒路去过地狱，也见过地狱。后来，虽然耶稣把他救活了，但是他却变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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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可是，我们的对手是谁？原子？物理学？还是整个宇宙？对于我们，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活就是挣扎和奋斗，以及不断战胜困难。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如此钟情于洪水、大火等各种灾难。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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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提过的那个列奥尼德·安得列夫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就在他的房子前面，耶稣被人抓住了，他耳闻目睹了当时发生的一切，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牙痛得厉害。他眼看着耶稣背着十字架倒了下去，他听到耶稣在临死前大声喊叫。但是，他的牙痛得厉害，所以他并没有跑出去。两天后，他的牙不痛了，人们告诉他耶稣又活了。这时，他想：我原本可以成为这件事的见证人，但是当时，我的牙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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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他说，“完全是为了培养哲学家。”他把动物叫做“行走的灰烬”，把人叫做“会说话的泥土”。泥土之所以会说话是因为我们吃泥土，换言之，我们是由泥土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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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变化。那些丁香花竟然什么气味都没有——丁香花！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身边的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假的。我就像生活在一堆电影道具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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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我不愿谈论一个事实，即我们人类关于人文主义的各种观点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的表现往往会和你在书中读到的大相径庭，至少，两者之间会存在很显著的差异。人们迟早会选择另一条路。人并不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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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艺术可以反映人遭受的苦难和接受及付出的爱，却不能反映所有有生命的物体。我们的艺术只有一个主角：人类。我们不会把自己降低到它们的层次：动物、植物以及另一个世界。而切尔诺贝利人的眼界却更开阔，他会向世间的一切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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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灾难发生了，可是人们依然要像以往一样继续他们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不准食用自家花园里长的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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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有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把自己称为切尔诺贝利人。“我们来自切尔诺贝利。”“我是一名切尔诺贝利人。”听上去就像切尔诺贝利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一个全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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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一个曾经参与过这项任务的人，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把人类生活的价值看得太低了。他说，这是一种亚洲人的宿命观。一个愿意牺牲自我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很渴望在生活中扮演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早前，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人，就像那些统计数据。他没有任何主题，只能充当其他人或事的背景。现在，他突然成为了主角。这是他对生活意义的一种渴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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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如果这也是一个谎言呢？”关于这场悲剧的评论已经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这甚至已经成了我们相互问候的一种方式！就像田里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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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些日子，我能想到些什么？我的回答是：疯狂投下的阴影，以及我们如何挖地。挖地。我在我日记的某个地方写道：我明白了，在我到达那里的最初几天里，我就明白了——人要化为泥土实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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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突然之间，你就有了这种全新的感觉，而我们还没有完全适应它的存在——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生活。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需要这种生活。但是，现在的你不得不思考：你吃的是什么？你用什么来填饱孩子的肚子？什么东西是危险的，哪些又是安全的？你应不应该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或者，你该留下来吗？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已经习惯了生活——可是，你该如何生活？和整个村子里的人一起生活，过那种集体化的生活——就像工厂和集体农庄里的人一样。我们是苏联人，我们已经被集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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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下笔一试的现实主题，而人类则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证明自己。又或许，道德其实比这更简单：你是不是应该踮着脚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在入口处停下来？走进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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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斧子和弓箭的人可以杀人，一个站在手榴弹抛射器后面的人也可以杀人，一个能够操控毒气室的人也可以成为杀人犯，但是他们无法杀死所有的人。然而，一旦他拥有了原子，一个小得肉眼见不到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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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不会只考虑自己，更不会只考虑自己的性命，他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这一特性。我们的政治家们在思考个体生活的价值时总是表现得十分无能，我们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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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己，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可怕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猫腻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无辜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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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荒未开化的表现形式，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从不说“我”。“我们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苏联英雄主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性格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但是，这就是我——“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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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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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隔离区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当中，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强硬派，他们梦想能够回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回到军事时代下的苏联。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军事化的环境中：警察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证体系、配给制以及负责发放国际人道主义援救物资的官僚们。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装盒上用德语和俄语写道：“不得用于销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亭子里，围绕这些物资展开的销售和交易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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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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